7月24日，上海警方通报了这起互联网企业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抓获受贿、行贿犯罪嫌疑人7名。澎湃新闻了解到，此案主犯韩某，就是今年6月曝出被查的饿了么前副总裁、CEO韩鎏。 事实上，包括饿了么在内，近年来一些互联网“大厂”加大内部反腐力度。腾讯、京东、阿里巴巴、抖音、美团等企业持续开展“反腐反舞弊”，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但这些“大厂”陆续出现的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案例表明，在新业态模式下，互联网企业仍需强化监督和治理，从制度上切断权力寻租路径，标本兼治地推进企业廉洁体系建设。 警方调查发现，2023年7月以来，韩某等3人利用手中管理物流配送业务等职权，帮助多家供应商获取了数十座大中城市的物流配送业务资格，收取供应商刘某等4人的行贿款，甚至要求根据对方利润情况按比例分成。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韩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30余次收受供应商行贿款物达4000余万元。 澎湃新闻从多方渠道了解到，此案主犯韩某就是饿了么前CEO韩鎏，其涉案身份也被证券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在近日报道中披露。 7月9日，唯品会内部发布反腐通报称，产品技术中心基础平台部运维总监马某（职级V8）长期收取供应商好处费，涉嫌职务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在此之前，唯品会曾回应媒体称，副总裁冯佳路因涉嫌个人经济问题配合警方调查。 作为互联网行业头部企业，阿里巴巴2012年设立“廉正合规部”调查内部腐败问题。马云说：“阿里所有人，廉正合规部都可以查，包括我在内。” 2013年，阿里巴巴旗下淘宝聚划算原总经理阎利珉因先后收受合作商的两辆轿车，被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刑七年。 2018年，阿里大文娱事业群轮值总裁、阿里音乐CEO、优酷总裁杨伟东被查。杭州市余杭区法院审理查明，杨伟东收受、索取业务合作单位的贿赂款共计855万余元。2020年9月，杨伟东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被判刑的阿里巴巴原副总裁刘春宁和另一高管岳雨，其贪腐问题均发生在任职腾讯期间。腾讯在2013年内部审计中发现电视剧采购问题，牵出涉案的岳雨、刘春宁等人。刘春宁被指控在购买电视剧《自古英雄出少年》版权时受贿143万余元；岳雨则虚增广告投放费用侵占腾讯公司资金373万余元，她还被法院认定伙同刘春宁受贿70万元。 在腾讯旗下的酷狗公司，周森鑫曾担任直播运营副总监一职。广州市天河区法院2018年审理查明，周森鑫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公司员工杨某、何某，向充值代理或公会负责人、平台主播索要好处费达四百多万元。周森鑫被判刑七年，杨某、何某亦被判刑。 处于网络游戏产业前沿的www.hfd123.com，2024年卷入游戏高管贪腐风波。当年11月，www.hfd123.com内部通报称，Battle事业部与KK事业部原负责人向浪、互娱渠道发行中心负责人金雨晨，以及公司相关部门员工许某、赵某、潘某、沈某等人，涉嫌舞弊贪腐违法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与本次舞弊贪腐相关的27家公司列入永不合作主体清单。 作为生活服务电商平台的美团，近年来也发生不少贪腐案例。美团外卖业务甘肃、青海、新疆三地的原区域经理郭可心，索取或收受代理商财物共349万余元被判刑三年；美团外卖事业部区域经理冯某、大客户销售经理黄某龙，三年间以“团建费用”名义共同收受合作商家540万元，两人均被判刑三年六个月；美团外卖华南区域渠道经理邹丽斌向代理商索取财物89万余元，被判刑二年二个月。 短视频平台快手的原副总裁赵丹阳，2022年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刑七年。赵丹阳被查明收受外包公司好处费共计668万余元，还侵占被害单位钱款88.5万元。 百度公司针对原副总裁韦方的经济问题，于2020年4月报案。法院审理查明，韦方通过其实际控制的财税咨询公司，与百度签订多份虚假的财务尽调、税务咨询申报等协议，累计侵占单位资金979.2万元。韦方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刑六年。 近年来被查的互联网企业高管，还有滴滴出行母公司北京嘀嘀科技公司的高级技术总监于晓声，其收受供应商77万余元及奔驰轿车一辆，被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刑五年。 除了企业管理层，采购、运营、审批等业务岗位也成为腐败频发地带。涉案员工往往掌握部分资源管理和审核权限，利用商家入驻签约、业务评级等职权，为他人提供便利并非法获利。 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员工张国强，字节跳动公司负责管理相关公众号的员工路恒，百度旗下的百度钱包客服热线主管张飏、百度网讯科技公司销售主管贺某，拼多多旗下的直播短视频招商运营总监金某、“多多买菜”招商经理范凯、电商平台招商总监李喆，腾讯公司的视频游戏中心内容运营组员工宋健、音乐频道的运营编辑李煜、腾讯云销售人员王宇，美团业务员高超、丁宝玉…… 北京字节跳动公司的“餐饮专家”高传峰，负责引入餐饮供应商等工作，被查出向供货商索取钱款共计1024.7万元，2021年被北京第一中院判刑六年。 与高传峰相比，阿里巴巴旗下电商平台的基础岗位运营人员王某更是“小官巨贪”的典型。王某负责家具类官方旗舰店入驻的初审业务，他将手中的这个权限变成了“生意”。据央视2024年5月披露，杭州警方侦查发现，共有400多家商家通过了王某的违规审批，涉案金额达1.3亿元；王某本人通过发展8条下线，其违法所得超过9200万元。 为加强企业内部的反腐败、反舞弊，以“大厂”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陆续成立监察调查部门。比如腾讯的反舞弊调查部、字节跳动的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美团的“重案六组”、百度的职业道德委员会、京东的内控合规部等。 2025年6月23日，京东发布2024年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该报告显示，京东集团2024年调查贪腐案件221起，包括商业贿赂191起、职务侵占30起，有20起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在报告期内审结。 据腾讯集团反舞弊调查部通报，2024年查处触犯“腾讯高压线”的案件一百余起，一百余人被解聘，二十余人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其中5人已判刑。 从2019年至今，腾讯共发布“反舞弊通报”6次。澎湃新闻统计发现，近六年来，腾讯反舞弊调查部查处违反“高压线”案件超过390起，辞退550人，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超过115人，通报时已判刑的人员累计24人。 企业之间的互动协作也在加强。2017年2月，京东、腾讯、美团、百度等企业倡议成立“阳光诚信联盟”。这是一个企业反腐败与合规服务平台，其中一条核心规则是——不录用存在职业道德问题的失信人员。 在北京市海淀区，聚集了数字经济和信息产业的众多互联网企业。2025年5月，海淀区法院发布《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 据海淀区法院通报，近五年该院审理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3亿余元，近三年案件量呈回涨态势，其中受贿型犯罪占比最大；在“互联网+行业”的新业态模式下，企业内部的犯罪隐蔽性强，贪腐链条复杂化，“部分重点部门‘小官巨贪’现象亦不容忽视”。 中国互联网协会行业自律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张珊珊呼吁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由司法机关、互联网协会、互联网企业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共同构建清朗、健康、廉洁的互联网行业生态”。 7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三支队副支队长蔡晔在通报相关典型案件后表示，商业贿赂行为严重侵害企业合法权益和市场经济秩序，最终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既需要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也需要企业构建科学严密、措施严格的廉洁体系，从制度上切断权力寻租路径。”
